亨利・基辛格
总统的波音707专机在河内以北50英里的内排军事机场降落。这天早晨雾气迷蒙，机场周围平坦荒凉，四周的大部分建筑都遭受到了我们B―52轰炸机的破坏，飞行跑道上布
黎德寿亲切友好地前来迎接我。他握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飞机跑道旁一座破烂不堪的临时工房里，房子的窗户都被炸碎了。在喝茶时简短寒暄逗趣后，我们登上了苏联安24运输机，大约20分钟后降落在河内附近的嘉林国际机场。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在多年的军事情况介绍中令人耳熟能详的地方(波音707飞机不能在这里降落，因为其跑道长度不够)。
嘉林国际机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B―52轰炸机的直接目标就是其跑道。只有控制塔的正面外墙还矗立在那里，任何一个人都能看穿其窗户，并能直接看到后面的天空。在这里，另有一些军官前来迎接我们，并由一列苏制伏尔加轿车将我们护送到了市区。后来表明，这是我在访问期间唯一看到的一些轿车。
两个飞机场都位于红河的北面，河内位于南面，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尘封许久的法国地方城市。河上只有一座浮桥，这座被称为杜梅桥(也叫红河桥)的著名钢架桥曾频繁地作为美国空袭无效的证据，最后也在圣诞节轰炸行动中毁于一旦。
河的北面受到了美国轰炸的严重破坏，看上去就像月球的风景照片。然而，一旦我们到达河内，周遭的环境就显现出了和平的景象。实际上城市本身并未遭受到我们轰炸的破坏。沿着我们走过的街道，我们看见唯一遭到破坏的就是法国政府代表的一些已经破烂不堪的房子，这是几个月前我们还在巴黎谈判期间所发生的事故造成的――这使我们既不能让对手高兴，也不能让法国主人高兴。狂乱活跃的是根本不在场的西贡，一位天外来客永远不会了解这两个城市中居住的同样的人们。他也不可能正确地猜出到底是哪一个首都派出了侵略军队，吓坏了周围每个邻国，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事实证明，信心和纪律使他们产生了优势，而不仅仅是物质力量。
在宽阔的树木林立的街道上满是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偶尔会经过一辆苏联制造的卡车，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私车。街上的人也不多，前些年从城市中疏散出的人口还不被允许全都返回。这里的人看上去庄重严肃、一本正经，一副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超然模样，与在战场上的英勇顽强是多么不一致啊!无论这些冒着战火硝烟的男人女人有什么样的动机，表现出怎样的勇敢，我们都无法从他们的脸上解读出来。他们瞥了瞥我们的车队，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兴趣，虽然长长的车队足以说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我乘坐的汽车就是这样在一种奇怪的不受人关注的状态下驶进了河内。我对河内的访问是漫长旅途中的最后一站，但是它本身并没有明显的目的。从谈判高峰期一直到现在，黎德寿和政治局就曾极力盼望我对其首都进行访问。他们的动机是令人难以捉摸的。河内不能对中国表现出同样的态度，这使得在我秘密访华后抵达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急切地接见了我。河内的领袖对此表示沉默，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并非是他们最著名的特质。他们是否想在发动新一轮争端的风波前安抚一下美国人呢?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按照我们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为了调解不放过每次机会的所作所为，对美国而言都是一个必要条件，目的是采取军事手段来保护巴黎协议。在付出艰辛而漫长的努力后，河内有可能会心满意足地稍事休息，并开始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这就是黎德寿曾说过的话，也是我们准备去证实的。
我知道，作为一位超级大国的代表，我在这个缺乏所有现代生活特征的城市里处于一个奇怪的不利地位。美国为越南问题所困扰，但是到头来，它对我们来说，仍只是世界的小小一角，对它的安全与否，我们至少是负有部分责任的。另一方面，河内领袖所畅谈的史诗只对他们产生作用。他们有能力做出有损于美国的事情来，恢复战争或者破坏美国国内的宁静。但是他们不能对我们发挥什么实际作用。他们太过于自我本位了，以至于不能在国际体系下来考虑外交政策。而且他们也太过于傲慢无礼了，以至于不相信别人的诚意，他们还过于野心勃勃了，以至于不能以调解的心态去克制自己的目的。因此我来到河内时感觉并不轻松，我感到最好的结果就是避免损失，最好的愿望是越南战争也许会被我们的意识渐渐淡忘。
我被安顿在河内市中心的一处优雅的两层楼的客房里，这曾是法国东京湾地方长官的寓所。我的大部分陪同人员都住在统一饭店，那是斜对面的一所破旧不堪的楼房，墙上被涂满了标语，大部分都是俄语，反映出苏联援助运动的文化影响。所有的外国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间谍，所以停留时间都很短暂，对这里的服务也不要奢望获得仁慈的对待和最基本的舒适感。
黎德寿陪着我到了我的房间，然后礼貌地告辞去准备我和范文同总理的首次会晤。这时我们有了少许的空闲时间，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去散散步，但北越官员和我的秘密保镖都不让我们去散步。有一次，北越人还故弄玄虚地让他们离开了职守，这可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从那以后，便没有什么指示了，而且门外惊慌失措的卫士也没再阻止过我们离开。我们到街上漫步，街上听不到发动机的吵闹声，四周显得古旧而宁静，人们平静地聚在一起做着家务。河内市中心有两条小河，我们沿着河边散步，这是20年中美国官员第一次自由地在河内散步，但是就在离我们几百码的地方还有一些美国人――美国的战俘，他们仍然被残酷地囚禁着，忍受着折磨和煎熬。从我们身旁经过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但并没有显露出明显的表情。他们看上去既没有敌意，也没有显露出友好，就好像我们是一些奇怪的人类，而且不可能和他们发生联系。在一座楼房前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公告牌，上面有一幅地图，勾勒出了河内统治者乐意把南部看作是“解放区”的地方。虽然河内有些雅量，但这也是不正确的。我想知道的是北越人民如何看待这幅地图――以此来展现他们20年所付出的牺牲，完全没有价值。
我们渐渐朝寓所走去。北越人喜欢正儿八经地对我们的挑衅进行令人难以预料的报复，在门口，为了获得许可进门，每个人都被要求出示通行证。这对我的同事们来说已经见惯不惊了，在飞机场的时候他们就曾被要求出示证件。不幸的是，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这样的证件。官僚政治规则在任何一个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都不会被随意实行，在河内，这些人就很有成见。我被拒之门外，北越卫士对我一无所知。这时有一位军官走了出来，但是他一直犹豫不决，不肯向规则屈服。就这样一直周旋了20分钟，最后是黎德寿的邀请函才避免了我露宿街头的事情发生。后来，我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和一位北越官员提及此事，这个人听后赶忙道歉，解释说从未给代表团的团长发过通行证。这实在是一次特别的经历!显而易见，从未有任何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在北越散步。后来，他们给了我一个通行证，我一直带着它度过了那段宝贵的日子。
（摘自《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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